例如《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规定》（1999年第4条）规定法规解释的内容不得与立法原意相违背。
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8]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20页。
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7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但是，我们和中国当代的反宪派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君主国里的共和派和立宪共和国里的民主派，难道都是反宪政的吗？马克思恩格斯批评立宪派或宪政派，肯定共和派或民主派，是否能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宪政？众所周知，在100多年前的清末民初，中国也曾出现过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与主张革命的共和派之争，那么能否由此断定孙中山、宋教仁等人就反对宪政、属于反宪派？反宪派理论旗手汪亭友引用了那么多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批评立宪派或宪政派的言论，丝毫不能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一切形式的宪政（道理就如同批评资产阶级民主不等于反对一切形式的民主一样），而只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支持民主共和的立宪制度，支持民主共和派的宪政主义。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必然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宪政所寻求的在执政党主导下的政治包容、左右融合、和谐发展的宪政建设道路，一旦在既得利益者等顽固派的阻挠下走不通，就必然会导向以左右冲突、社会分化、政治动荡甚至国家分裂为转型代价的自由主义宪政。[42]联盟的拥护者认为自己是1793—1794年雅各宾派即山岳派的继承者，因而自称新山岳派，也即红党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汪亭友把引文破折号后面的文字故意忽略掉了，而这恰恰暴露了反宪派的致命伤——他们根本不是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信仰，而是赤裸裸地以被他们肢解阉割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宪政的工具。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杨景宇先生曾在 2004年3月25日《人民日报》第九版发表文章指出：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二）司法终极性原则的必然要求 司法终极性原则要求司法裁判在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处于中心的和终极的地位，任何人在其宪法或者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都有权享受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出的有效救济。
自治性要求大学有权在其自主事项范围内制定自治规章，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议会立法和和教育行政机关的法规命令，甚至在某些事项上享有‘绝对规范自主权，[18]但不得逾越法律保留的范围。林群英案中，厦门大学的博士生录取办法之所以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究其原因在于《录取工作意见》和《调剂办法》没有提前公布。厦门大学则根据《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规定的录取规则，即按总成绩高低顺序依次录取。（三）制定权限符合法律保留。
甘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附带审查高校自治规则的方式有两种：其一，原告起诉高校的具体决定时一并提出对该决定所依据的高校自治规则进行审查。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1]行提字第12号。然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16]对于违反开放民主程序制定的自治规则和依法未予公开的自治规则，法院不得认可其效力。从法治精神来看，这些自治规则明显违背了国家的上位法和行政法的比例原则，应属无效。
一方面，一些高校在制定自治规则的过程中，没有创建与成员有效沟通、对话的平台或渠道，致使利益相关者根本没有机会表达意见，规则往往由少数人决定，表现出明显的参与缺失。[10][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 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4页。这些自治规则通过规定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特色、学校发展目标和战略、领导体制、治理结构、管理模式等重要内容，为高校自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依据。[18]参见董保城：《教育法与学术自由》，月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7页。
[1]传统行政法的研究进路，或将高校界定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借用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务法人理论将高校定位于特别公法人，主张高校的某些行为接受司法审查。（四）不同自治规则之间协调一致。
因为各种类型、效力层次的规范性文件过于宽泛、庞杂，适用规范性文件只是行政机关的专长，若将其作为审判上应知事项由法院依职权直接予以认知，无疑增加了法院的负担。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
不予适用只是针对个案而言的，并不具有最终性，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错判：某一规则在一个案件中不予适用，并不妨碍在其他案件中继续适用：一审判决对某一规则错误地选择不予适用，完全可以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得到纠正。由于很多情况下，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不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则无法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29]因此，如果受害人能够证明，高校自治规则是管理者为了实现一己私利等其他不良动机制定的，法院则有权选择不予适用。（二）尊重高校首先判断权原则。其次，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或其他形式宣告其无效。1941年的第四摩根案中，地区法院为了审查农业部长的限价命令是否合法，要求部长说明制作命令的过程。
德国的判断余地理论认为，行政机关应被赋予独立于司法权的自主领域。[27]如果允许法院追问决定者的思维过程，则行政长官的大部分时间将为行政裁决所占去，将会大大降低行政效率。
[30]张光宏：《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这意味着，高校部分行为已在事实上纳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因此，原告不能直接对高校自治规则提起诉讼，法院也不能单独对高校自治规则进行司法审查，而只能在审查高校的具体决定时对其所依据的自治规则是否合法进行附带审查。该《规定》将左顾右盼、交头接耳等行为均认定为作弊，且一律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不仅扩大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4项规定的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处理方法也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概括来讲，法院判断高校自治规则的合法性有如下四个标准： （一）运行机制民主公开。如果专业规则的制定存在违反正当程序、不遵守公认的标准或者导致了外行的判断等明显不合理的情形，法院无须对其尊重。附带审查是指法院一般不受理原告直接针对高校自治规则提起的诉讼，只是在审查高校的具体决定时附带审查该决定依据的自治规则是否合法。案例三：2005年间，原暨南大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甘某在撰写课程论文考试时，被任课老师发现其考试论文是从网上抄袭的，对其批评、教育后，要求重写。
（三）不探索决策者的思维过程原则。[24]与此相似，美国行政法上的首先管辖权原则认为，属于行政机关专业知识或自由裁量范围的问题，应由行政机关首先决定，以确保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必要尊重。
同时，为确保高校应有的自治空间，法院审查高校自治规则必须保持必要的抑制与谦让。根据《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的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规定的录取规则，即由各指导教师从报考自己的考生中按总成绩（初试和复试成绩的综合）从高到低录取，林应被录取为所报考导师名下的博士研究生。
【摘要】高校自治规则接受司法审查，不仅符合《行政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也是司法终极性原则的必然要求，更是司法介入高校内部治理的应有之义。其二，原告起诉时没有提出一并审查的请求，法院在审查高校具体决定的合法性时，认为其依据的自治规则不合法，可以主动予以审查。
而且，该《调剂办法》的执行结果对其他考生而言也是公正的。（一）《行政诉讼法》的明文规定 《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注释】 [1]沈岿：《公法变迁与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页。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13]甘文：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4期。[17]但是，在制定学业方面的标准与要求上，高校可以根据学校在学界的地位和声誉，制定严于国家法律规范的标准。
[11][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 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1页。大学自治 案例一：北京科技大学94 级学生田永于1996 年2 月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因中途去厕所掉出随身携带的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老师发现并停止其考试。
【作者简介】 高俊杰，单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31]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